《中国老区建设》记者 田文玲

1949年1月15日，人民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会师金汤桥,将红旗牢牢插在桥头

1949年1月15日，在隆隆的炮声中，天津迎来了新生。

在中国近代历史上，没有哪个城市如天津，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如此之重;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民像天津人民，苦难如此之深。

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。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来不缺乏爱国主义精神，也不缺乏反抗精神。苦难之中，他们需要的是有人为他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。

当各方政治势力策划于密室，奔走于京津，演出一幕又一幕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闹剧时，是共产党给天津人民带来了希望。天津人民表现出的坚决打碎旧世界的气概，迸发出的惊人的力量，随着天津战役的炮火，洗刷了天津的百年殖民耻辱，让天津浴火重生。

长夜终有破晓时

当大沽口上空还弥漫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时，美国公使列维廉就说：“一旦开放天津，那么除了给欧洲列强一个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以外，天津还将会成为一个阴谋的巢穴。”

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、紫竹林的各国租界，一时间遗老遗少、达官显贵、各方军阀涌入津城。他们在天津预谋着、策划着各种政治阴谋。那时，人们有句口头禅：北京是前台、天津是后台。

租界内，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;租界外，民生凋敝、民不聊生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在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阴谋中，天津成为了日本最便捷的跳板和桥头堡、华北重要的兵站基地。天津沦陷后，日本更是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。

向来乐观、豁达的天津人渐渐地发现竟然连调侃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了。

那时，日本各大洋行到处收买物资，操纵居奇。生活必需品一日几易其价，布店买不到布、油盐店买不到油，小蘑菇(天津著名相声艺人常宝堃)就此创作了一段相声《牙粉袋》。

甲：“听说面粉最近落钱了。”

乙：“好事啊。”

甲：“就是袋小点。”

乙：“什么袋?”

甲：“牙粉袋。”

这段说出了老百姓心里话的相声，却给小蘑菇招来牢狱之灾。如果不是同行托人求情，恐怕他就死在日本宪兵队了。

没有人知道这黑暗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，但总有人与人民始终同仇敌忾。在一片黑暗中，是中国共产党给天津人民带来了希望，播下抗日的火种。

1936年1月17日，刘少奇化名胡服赶赴平津，在满眼肃杀的白色恐怖中，组织发动群众，开展抗日活动，掀起了救亡热潮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天津一二·九运动的学生骨干深入农村，开展乡村义务教育，在津郊农村播撒抗日的火种。这些学生中有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，煤炭部副部长徐达本，天津大学副校长、河北工业大学筹委会主任丁仲文，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组负责人、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等。

天津市区成为了支援周围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中心。群众尽一切可能为根据地筹集所需要的东西。“大红桥码头”成为了党秘密运输物资的水上启运点。物资、情报、人才从这里出发，走进抗日根据地、走向全国。就连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:晋察冀根据地所需要的盐、药品等各种物资，主要从天津方面运入。

冀东八路军战士在采野菜

在津郊，随着冀东、冀中、渤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，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在蓟县，八路军主力部队撤出盘山后，盘山民兵班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，住山洞、吃野菜，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，与敌人周旋在崇山峻岭中。他们声东击西、神出鬼没，破坏敌人交通点、割断敌人电话线，埋地雷、炸碉堡，护粮、抢枪，屡建战功。在津南，根据地军民，开展“反资敌”斗争，对市内敌伪形成了反封锁;武工队深入天津市内，在敌人心脏进行骚扰破坏，配合根据地组织游击战争……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天津收回租界，结束了近百年的殖民地历史。1949年1月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，天津迎来了新生。

抗日大暴动

1938年7月中旬到10月上旬，在北平、天津以东，山海关、秦皇岛以西的滦河两岸的广阔沃野上，爆发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抗日风暴——冀东大暴动。暴动波及了20多个县，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0余万，组成7万余人的冀东抗日联军和近3万人的其他抗日武装。

参加冀东大暴动的部分战士

这场从发动群众到举事仅用不到一年时间的大暴动震撼了世界。

须知，这场暴动是爆发在群众基础极度薄弱的沦陷区。1937年，党中央决定组织部队进入冀东时，日军已经占领这个地区5年之久，这里已经成为了敌人的“治安模范区”。1937年年关时节，当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率队到达雾灵山时，一直持观望态度的群众和大批追着他们跑的敌人，让他们不得不分散行动。

须知，那是日军气焰最嚣张的时候。那时，华北陷落，上海陷落，南京陷落，华东、华中大部陷落、武汉大战正酣。

而大暴动时，这片日伪已经经营多年的区域，“处处是红旗，遍地起刀枪”，拉出10万抗日武装，是何等鼓舞人心!

1940年，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，创建了盘山抗日根据地

自大暴动后，日军在此地再也难以实现像以前那样稳固统治。此后，盘山抗日根据地、冀热辽抗日根据地，让敌人如鲠在喉，疲于应付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冀东人民“箪食壶浆，以迎王师”，英勇支前，浴血沙场，为平津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剑吼长城东

盘山是天津周边为数不多的国务院批准的5A景区之一，始记于汉，兴于唐，极盛于清，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著，佛家文化与皇家文化共融的旅游休闲胜地。如今人们徜徉于盘山的秀美风光中，可否知道这也是一座被烈士鲜血浸染的山。

盘山脚下的冀东烈士陵园内，松柏环绕，长眠着2000多位曾战斗在这里的革命先烈。

曾战斗在这里的冀东十三团是人人皆知的英雄部队、八路军中的铁血番号。这支具有红军血脉的部队，可追溯到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八军。

这支英雄的部队在团长包森的带领下驰骋冀东、亮剑关东军、进兵伪满洲国，俘虏并处死了日本天皇的表弟，打过大大小小百余场硬仗，称得上抗战期间八路军中杀敌最多的团一级部队，堪称中国军队的楷模。

——白草洼伏击战，鏖战14个小时，几近全歼武岛骑兵中队;

——果河沿战役，历时16个小时，创造了冀东抗日战场上整团歼灭敌人的战例;

——十棵树战斗，三个营与数千日伪军苦战，最终毙伤敌人500余人，部队冲出重围;

……

辉煌的战绩也伴随着惨烈的斗争。

据当年参加冀东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回忆，那时候活跃在冀东的三个团，每个团一年中的伤亡统计大概上千人。平均起来，每人每年都伤亡一次。一个连长如果有一两年的军龄，人们就会叫他“老寿星”。

包森(右)与十三支队司令员李运昌(左)、政治部主任刘光诚(中)合影

团长兼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、副政委廖峰、参谋长关旭、一营营长王正军、二营营长钟奇、三营营长耿玉辉、团作战参谋刘志龙……在冀东十三团，24位连以上主官牺牲在战场上。

在民政部公布的两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，有48位参与了冀东革命斗争，他们牺牲时大多只有30多岁。

这些人中，有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从小唱着“木兰尚从军，况我男儿汉，为国捐躯分所当然”长大的燕赵儿女;还有一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，抗击日寇，血洒疆场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一位陕西蒲城来的农民，手拿当年一张写有包森抗日事迹的《天津日报》来到盘山，这个人就是包森的亲哥哥赵宝林。自从1937年包森离开老家陕西蒲城奔赴冀东，家人便和他失去联系，直到赵宝林辗转看到了发表在《天津日报》上的纪念文章，才知道弟弟是抗日名将。包森在最后一次离家前，曾告诉妻子不用再等他回来了。次年，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女儿。但直到1942年牺牲，包森也不知道自己有个亲生女儿。

“相机纸笔做刀枪”的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宣传科科长雷烨，24岁投身革命，改名换姓，奔波辗转;29岁英勇牺牲，长眠异乡。直到牺牲后四十多年身份才被还原……

山，还是那座山;景，已不是那样的景。80多年前，那些年轻的生命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置生命于度外。如今，他们看着这满山的风景、和平的世界，幸福的生活，心中该是何等欣慰。

真正的铜墙铁壁

“连太行，拱神京，放碣石，距沧溟，走蓟野，枕长城，盖蓟州之天作，俯临重壑，如众星拱北而莫敢与争者也”，盘山似一条巨龙，盘桓于京东津北，是冀东和平西往来的必经之地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这里是敌人苦心经营多年的“治安模范区”。1940年，包森等率队开辟了盘山根据地。自此，盘山成为了敌人攻不下、摧不垮的根据地。

当年，在盘山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盘山打仗靠三多：石多，洞多，干妈多”。朴素的话语道出了盘山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的血肉联系。

杨妈妈和八路军小战士合影

砖瓦窑村有一位杨妈妈，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呼她“八路军妈妈”。抗战期间，杨妈妈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脱险，照顾了多少伤病员。一次，一名八路军战士为躲避敌人追捕，跑进杨妈妈家里。杨妈妈拉过被子盖住来不及换下军装的战士，让他假扮成自己病重的儿子。后来，八路军战士成功脱险。

贾各庄村有一位于妈妈，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与敌人巧妙周旋，为八路军传送信件，掩护根据地工作人员。

联合村有一位崔老太太，她经常穿过封锁线给八路军送情报。有一次，她刚把情报藏好就被抓住了，即便肋骨被打断也未向敌人透露分毫。

在盘山，还有照顾八路军伤员的朴老太太、龙老太太……

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……

在盘山、在冀东，老百姓把最好的吃的、用的留给八路军。曾任冀东十一团政委的王荣寿在回忆时说，在冀东他们的军装都是新布做的，鞋子全都是老百姓做的，吃的是精米、白面和猪肉。老百姓常说，再苦再难也不能没有八路军吃的。只要部队打仗，老百姓都是追着送慰问品。

质朴的盘山老百姓也许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，什么是民族大义，但她们从共产党、八路军身上真真切切看到了国家的希望、民族的希望，她们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不会错!共产党就是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。百年来，莫不如此!这份坚定和信任让老区群众不仅敢于和敌人斗争，更善于和敌人斗争，让他们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。

1949年1月14日，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。

当时的天津城内外修筑了1000多个碉堡，埋了4万多颗地雷，还设置了梅花桩、铁丝网。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凭借13万兵力和坚固工事，多次扬言天津的城防固若金汤，要攻破不是易事。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天津视察城防，很是满意。

但是，国民党反动派永远不明白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!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群众。

为支援平津战役，天津人民积极参军参战，建立兵站、储备军粮、组织担架队

那时的天津，早已是座民心尽失的孤城。

天津城内，地下党从敌军内部复制的天津城防图早已顺利交到解放军手中。

天津城外，在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，东北解放军入关时，蓟县村镇各街口、十字路口，各商号及住家门口都挂着灯笼，贴着标语。男女老少不分昼夜，献水、献烟、献果品，打着锣鼓，欢迎亲人般地夹道迎接过境大军。

在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所在地杨柳青，溃逃的国民党军烧毁了运河中心桥，为保障解放军重军车及大队人马顺利通过，群众纷纷摘下自家屋门，献出盖房的木檩，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。

为了将物资从冀中根据地尽快运往天津，静海县10万民工，冒严寒、顶风雪，肩扛破冰工具奔赴大清河静海段，在统一指挥下，挥舞洋镐、冰镩，开破坚冰，打通水上航道。50只满载支前物资的大渡槽船，浩浩荡荡地通过大清河航道，驶入天津。

津郊人民先后组织 154 万民工为人民解放军筑路、修桥、运输物资、转运伤员，并调集 3.1亿斤粮食、38万辆大车、2万副担架到前线。

……

1月15日凌晨，经过29小时激战，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，俘敌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，天津解放。

天津的解放，震动了华北，加速了全国的解放。天津战役结束后，林彪安排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北平和谈全权代表邓宝珊见面。陈长捷对邓宝珊说：“请转告傅先生，以我参加天津战役的切身体会，北平怎么样也是守不住的。”